[135]现代君主制可以说是民主君主制，因为现代就意味着民主，民主君主制是对党争民主制的否定和对君主制的否定之否定，通过民主集中制将民主的优越性和君主的优越性聚集在一个统一体中。
[115] 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简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其中涉及基本权利的案例或事例所占比例甚高。
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该案引用宪法符合直接适用条件。廉希圣主编：《宪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根据此观点的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具有价值上的同等地位，这种观点体现在术语上就是与基本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义务。[63]有学者则就我国《宪法》第10条第1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从解释学的角度对国家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展开分析，认为第10条第1款存在着解释为为城市的土地可以属于国家所有，也可以不属于国家所有的空间，进而得出如果国家决定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使征收权，那么这项权力的行使除了要符合公共利益要件以外，还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对相关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不能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或者城市规划的方式将非国有土地所有权‘概括国有化的结论。
⑤人权的主体是抽象的人，具有普遍性，是所有人。周珂：《国外和澳门地区基本权利的保护上诉》，载《法学家》1997年第4期。杜强强：《宪法上的艺术自由及其限制——以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案为切入点》，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
[39] 张文显：《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论略》，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就我国而言，学界对于财产权的研究在强调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同时，也认同对其的限制。总之，宪法学界不可怀违宪审查之忧而至丧学术建构之志，当面对实践，脚踏实地，完成宪法学作为规范科学所应承担的理论任务。[44]此外，还有学者从私人财产权在国家法律文化构建中的重要意义、我国与西方立宪国家财产权设置比较法分析等角度论证私人财产权入宪的必要性。
[137] 参见张薇薇：《人权条款：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安身之所》，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1期。[91] 参见翟国强：《82宪法实施以来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趋势》，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6期。
[69]《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日本宪法学理论上承于德国，逻辑严密、持论平稳、成熟度高，[187]虽亦受美国理论的一定陶染，却未害其体系精严。李忠夏：《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最后，确定该限制行为是否有违宪阻却事由的存在，并依此作出该限制行为合宪或违宪的判断。
蓝寿荣：《休息何以成为权利——劳动者休息权的属性与价值探析》，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4期。同期，路易·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主编的《宪政与权利》[165]也发挥了相近的功能。[145] 参见范进学：《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论及概念诠释》，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148]有学者则运用反向解释，明确将政府自身的利益、商业利益、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排除在公共利益之外[149]。
对于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承50年代，吴家麟教授首次提出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的观点[31]，后为八二宪法所接受并成为学界通说。焦洪昌：《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不得不对特定主体的生命进行限制，如胎儿生命权的限制、死刑制度的存在、部分国家安乐死的合法化以及诸如警察使用武器致人死亡、军人作战夺取敌人生命等。郑贤君：《公法价值向私法领域的再渗透——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与契约自由原则》，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从总论[19]上对基本权利的价值理念、宪法构成、法律保障的理论论述，到各论中对人性尊严、表达自由、知情权等权利的具体分析，[20]相应的理论化研究渐次展开，为后来基本权利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在宪法的世界里，人的尊严是不可缺少的人的本质要素，是人类享有的最根本的权利，是构成法治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73]该文在对齐玉苓案的讨论被多次援引。[197] 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124] 生命权虽具根本价值属性，但是多数学者已然承认在实然的宪法世界，生命权的价值也表现为相对性。余军：《正当程序：作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基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史的考察》，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
[27] 各论相关重点领域研究后将论及，其他文献可参考焦洪昌：《从王春立案看选举权的司法救济》，载《法学》2005年第6期。1．基本内涵 宪法上人的尊严研究的开展，首先要在概念上解决谁的尊严、何为尊严、尊严的约束对象三个问题[105]。
张翔：《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122] 参见韩大元：《生命权的宪法逻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风、太阳光等自然资源属于公物，由全民享有所有权，但是通过信托由国家来管理。当然，除以上观念因素以外，宪法学科的研究力量也是导致这一状况产生的重要因素。
[136] 参见李海平：《宪法上人的尊严规范分析》，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6期。[163] 1．美国 最早对我国基本权利理论研究产生重要作用的美国宪法著作并未直接与基本权利理论有关。[83] 不过，也有相当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针对最高法院就该案所作司法解释中折射出的基本权利在私法中的效力、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宪法司法化、宪法私法化等诸多命题，宪法学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120] 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应当关注生命权问题的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王贵松：《我国优生法制的合宪性调整》，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2期。
对该条款中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解，中国宪法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宪法限制即宪法在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通过一定的方式明确基本权利的界限，其主要表现为宪法的公共利益条款。
黄学贤、郭姝：《试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之保障》，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146] 参见汪进元：《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8页。
[97] 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载《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32]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是：对于个体自身而言，当一个人主张或者行使某一权利时，意味着负有一定的义务。刘志刚：《立法缺位状态下的基本权利》，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6期。林来梵、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载《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55] 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09期。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私有财产权保障存在不足，因而在财产权研究中，学界更为注重对国家权力限制私人财产权的界限问题，即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限制。
[150]在对公共利益加以界定的基础上，有学者就其之所以能够成为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展开分析，并从基本权利外在限制说的角度认定，公共利益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外在限制。白斌：《宪法教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1] 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已初步形成了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但1957年后，由于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急剧变化，基本权利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进入了长期停滞的状态。